国税稽查业务培训心得（精选32篇）
在全部的课程中，王总的课让我拓宽了视野，他用生动的语言，带领我们从一个崭新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着眼于未来的发展。王总用具体、翔实的数据，向我们说明了世界旅游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旅行社未来发展的方向。让我了解到中国的旅游业发展还很不成熟，在中国，旅游业还是以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为主，而奖励旅游、会展旅游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在这方面，除了巩固原有的观光、度假、及商务旅游外，还要大力发展会展旅游和奖励旅游。除此之外，王总讲到的竞争战略也给了我很深的感触。竞争是残酷的，但它也是旅行社成长的沃土，营业额从1981年的1万元发展到1985年的224万元，发展到XX年的189000万元，如果没有竞争带来的生存的压力，也许也就没有今天的发展壮大。
而要想在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并成为赢家，就必须将企业文化——“科技手段、高尚人品、创新思维、团队精神”真正融入到工作中，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蒸蒸日上。
国税稽查业务培训心得 篇17
由县委党校、县民政局共同举办的这期社区工作者培训班，经过两天的紧张安排，已经完成了集中培训阶段的学习任务。总的来看，本次培训班指导思想明确，教学内容集中，同志们精神饱满，学习认真，具体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1.领导重视，组织得力。这期培训班是年初全县干部教育培训计划确定的主体班次之一，也是我县举办的第一期社区工作者培训班，为此，县委党校和县民政局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相关部门领导和各位社区干部也对此次培训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和配合支持。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县上领导 到会参加了开班典礼，做了动员讲话，县民政局给我们大家上了第一课。
2.重点突出，内容紧凑。这期培训班的学习内容紧紧围绕社区工作实际，重点学习了党的xx届五中全会精神、社区规范化建设知识、社区保障基本知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等内容，同时，为了增强培训效果，县民政局领导 为我们培训班亲自授课，同志们的反响都比较好。
3.同志们遵守纪律，学习认真。领导和各社区工作同志都能按照要求按时报到并参加学习。特别是第一天上课，同志们到的比较齐，绝大多数同志学习态度端正，学习目的明确，能够自觉遵守培训班有关规定，按时听课，保持了较好的课堂秩序，表现出了社区工作者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和的精神风貌。
这期培训班集中学习时间较短，但培训目的基本达到了。同志们通过学习，
一是对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和这次培训的重要意义有了充分认识。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工作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社区干部是社区居民身边的热心人、勤务员，是党委、政府连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同志对社会管理工作都给予了相当重视。无论是今年2月份在中央党校发表的主题为“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根本性工作”的重要讲话，还是我们**县委随后召开的社会管理工作专题学习会议，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地说，社区管理工作在今后的城市管理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社区工作者将要担负的职责会越来越大，任务也会越来越重，因此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培训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今年初我们多方争取将培训城市社区工作人员列入了全县干部教育培训计划，这次培训班的顺利举办，为我们以后开展社区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以后我们在适当和必要时候还会举办社区工作者培训班，努力为我县造就一支思想素质好、服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社区工作骨干队伍。
二是对xx届五中全会精神内容有了进一步掌握。xx届五中全会是“”规划收官之年和“”规划开启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制定描绘了下一个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这其中，“建议”的第八部分第36小节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通过学习，相信大家对此已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国税稽查业务培训心得 篇18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官》，它萌芽于秦、汉时期的地记，发展于隋、唐时期的图经，成型于两宋时期并定名为志，鼎盛于元、明、清时期。一代方志大师章学诚承前说，提出“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之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地说明，历史说逐渐占据了上风，“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提高”。
方志的本质属性应包括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和官修性。
从地方性而言，一是相对“国史”而言，是“国史”的对立体。二是指方志所记内容在空间上具有严格的界限，即不越境而书，无论是旧志还是新志，记载人、事、物均以是否与本地有关为依据，与本地无关一律不录。而一般地方史虽亦有区域性，但为了说明问题往往引用其它地方之人事物与本地作比较研究，不强调“不越境而书”。
从时限性而言，一是指凡方志必有一个断限问题，志书必须要有断限，无断限则漫无限制，叙事没有范围，搜集资料工作也无从着手。二是相对“国史”编修而言，我国国史的编修基本上是一朝一史，隔代修史。而方志的编纂具有连续性，一朝多志。唐代3年一造图经，宋代5年一造图经，明、清平均20左右修一次志书。
从资料性而言，志书是资料性著述，功能在于“存史”，在于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载一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卫生、教育、科技、人物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为当政者了解地情提供参考，为学者研究事物发展规律提供资料，因此强调体现出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并不直接探讨一地历史发展规律。
地方史则是学术性著述，注重于“著史”，力求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资料性相对较差，尤其是近代以后的史学、史料的采择往往局限于支持作者的观点，更是起不到储存资料的作用。
当代方志大家陈桥驿先生指出：“外国汉学家使用中国方志的确实不少，但他们对方志的唯一要求就是资料……”。
从叙述性而言，志者，记也，方志就是地方记。这个“志”即“记载”十分要紧，它规定了方志的体裁必须是记录体，即叙述体，以此区别于史书。
按照章学诚“体从义出”的观点，将着眼点放在“存史”还是“著史”上，是制约史志体例的一个重要前提。方志不是一般的专史，而是带有资料性的专书，它的功能在“存史”，要体现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这就决定了志书的记载方式，只能是以叙述手法为主，只记述史实，不加议论，不允许作者站到前台来直接对所记事件做功过是非的评说。
而一般意义上的史书则强调“著史”，旨在探求一地历史发展的规律，需要在掌握确凿史实的前提下，加上历史学家自己的观点，在记载方式上表现为史论结合，夹叙夹议。近年来，新编志书为了克服因分类过细而出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注意加强宏观综合性反映，在全书的总述和各结构层次的“无题概述”中，允许进行适当的议论，这是必要的。
从官修性而言，方志指的是一种著述，是方志编纂工作的成果——志书。而官修所指的是方指编纂工作的形式，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
自隋、唐确立史志官修制度以来，历代都把修志作为一种官职、官责，由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地方行政长官主持（称之为修），当地文士编写（称之为纂），并颁布政令对修志进行统一规范，如明成祖朱棣两颁《纂修志书凡例》，清康煕、雍正、乾隆等朝颁布的修志诏谕，民国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等。新中国明确方志为职务作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大规模发动、有组织编修的格局。
方志为“职务作品”，决定了志书在指导思想和内容上体现官方意识，持政府观点，代政府立言，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一点与古代的“正史”相仿，是地方“正史”，大到对某一观点的阐述、某一事物的评价，小到一则资料的取舍、某一词语的提法，都要站到政府的角度推敲权衡，而不允许象个人著述那样“独抒己见，独树一帜”。方志“官修”直接促成了资料搜集的广泛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反过来又大大加强了志书的权威性、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