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事迹学习心得（通用34篇）
在勇于担当方面，20xx年，女排连遭重创，已是“人见人欺”。郎平以振兴中国排球事业为己任，临危受命，毅然再度出山。反观一些领导干部，心有千千结，总觉得自己是干大事的“料”，虚荣心强，攀比心重，顺境时心高气傲、忘乎所以，逆境时心灰意冷、怨天尤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害怕艰苦环境和条件，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自然心里“发毛”，畏首畏尾。
在立足长远方面，郎平认为，出成绩有一定规律，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她把目光投向里约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大胆启用新人，锻炼队伍，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秘密武器”。反观一些领导干部，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不愿打基础、求实效，做工作拔苗助长，竭泽而渔，虽能见短效，却留下隐患，破坏健康发展的根基，影响可持续增长的后劲。
在脚踏实地方面，郎平耐得住寂寞，并不在意一时的胜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一心为女排事业添砖加瓦。上任不久，女排在亚锦赛败给泰国队，跌入谷底。但她不为所动，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和进取心。天道酬勤，本届奥运会不仅见证郎平王者归来，而且有望再次开启中国女排的辉煌时代。反观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执着精神和持久耐力，作风漂浮，急于求成，投机取巧，热衷于抄小道、走捷径，“登台上报”、追风逐浪，为追速度、求效率，用“水分”制造政绩，虚报浮夸，甚至弄虚作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静躁不同”会产生两种境界，导致两种效果。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有骨气、才气、锐气，还要有静气，冲破名缰利锁的羁绊，练就心如止水、波澜不惊的本领，才可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感动中国事迹学习心得 篇12
“56年前，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唱学习雷锋的歌曲，还在舞台上女扮男装演雷锋，更重要的是，从那时起， 56年中我一直都在努力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领奖之后，记者连线周秀芳时，她说。
对于再次进京领奖，周秀芳的感言一如既往：“我感谢所有默默在帮助那些贫困学子的好人们，我是代表你们在领奖。在‘义乡鄞州’和‘厚德甬城’热土上，千百年来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光大。”
对于雷锋精神，周秀芳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实践：“雷锋精神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伸出手去帮助别人，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当代也非常具有传承的意义。”
20多年前，周秀芳每月工资只有80多元，她却把一笔300元奖金捐给了结对的贫困学生。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学生、邻居有什么事，她都会立刻去帮助他们。
就在25日下午，回家时，忽然下起了雨，周秀芳发现小区里有好几户晾晒着被子等衣物，立刻挨家挨户地去按门铃，提醒他们下雨了。“按下门铃，说的也就是一两句话，邻居们经提醒后，都表示感谢，学雷锋，就应该从这样的举手之劳做起。”周秀芳说。
此次进京领奖，周秀芳表示，她对雷锋精神又有了更深的体会：“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这是雷锋精神的真实写照，我希望今后能继续和甬城好人、广大志愿者一起，帮助他人的同时，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感动中国事迹学习心得 篇13
去年12月，周秀芳为改造校舍的事回到溆浦。记者见到她时，她眉头紧皱。“我给自己定的任务还没完成。”周老师说，她计划在溆浦县兴建的9所希望小学虽然目前已经完成了5所，但入驻的老师还没有着落。“我想一个学校最少要一个老师，最好是两个。因为又要上课又要给孩子们做饭，一个人忙不过来。而且这些学校都在高山上，两个人能相互照应。”
今年快70岁的她，一个人教着3个年级的课，还要管二三十个孩子的吃饭问题。“老实说，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如果有人愿意来帮忙，哪怕是爱心接力，一个人一次一个月也行。”周秀芳说，她希望更多有能力的人来加入支教扶贫队伍。
她发愁的第二件事是建设资金。她发起援建的希望小学——溆浦县两丫坪镇黄金村希望小学已经开建，目前她已经从宁波教育系统争取到了15万元，从溆浦县当地财政争取到了一部分支持，还有一部分资金尚无着落。计划中，还有三所希望小学也在筹建。
此外，周秀芳和孙绍富还一直在为建设支教基地的事奔波。他们准备动员爱心人士在溆浦县九溪江建造一所幼儿园和一个支教基地。 今年已经69岁的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打算。“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还想再为孩子们干上十年。”
这就是周秀芳，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一个让人钦佩的老阿姨，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们能够有书读、有学上，她早将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只留下一个纯洁完整的支教梦，和一颗忘我付出的赤子心。她以大爱无私的奉献精神，践行着公益梦想，播洒着爱心希望，这样的精神难能可贵，让我们感动。
感动中国事迹学习心得 篇14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很多人连其他省都很少有机会去，更不要说境外了，对外部世界所知很少，一旦打开国门，大家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丰富、很精彩，有点目不暇接的感觉。实际上，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打开了与外部世界接触、学习的一扇窗，而境外投资者则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了解内地市场的一扇门。
北京航食刚成立的时候，在首都机场附近，整个公司只有一栋十分简陋的二层小楼。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时创办第一家合资企业就如同那二层小楼，条件艰苦、举步维艰。
1980年，北京城里的绝大多数餐馆还在烧煤块或蜂窝煤，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厨房已经用上了洁净的管道煤气。案台、蒸锅、炒锅全部是不锈钢的，清洁时用高压水枪冲一冲就好。通电的煎炸锅外有个旋钮，可以随意控制油温……这些如今看似平常的厨具，在40年前绝对让人眼前一亮的设备。
那时，国内食品物资比较匮乏，香港市面上很容易见到的食品在北京的市面上极少见到或根本没有。比如孢子甘蓝、甜豆、青芦笋等蔬菜都是出口级的;大块的牛排、羊扒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从挪威进口的橘红色三文鱼上，有漂亮的白色油脂线;成箱空运来的大龙虾，到了北京还是活的……绝大多数北京航食的工人都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装龙虾的箱子里还需要放保持低温的蓝色冰块加以保鲜。
当时内地的面粉筋制不够高，烤出来的面包没有嚼劲，当然，稍不留神，面包就会掉渣。为了制作口感筋道的各式西餐面包，北京航食还从国外采购了高筋面粉和其他原料。
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徐柏龄那时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他说，1980年北京航食成立之前，国内飞机上的餐食都是由北京管理局之下机场的一个下属配餐间来做。30多名配餐人员，日均配餐600余份，仅供应三家外国航空公司。
徐柏龄回忆到，当年，配餐车间的工人们就骑着自行车，提着食盒，里面装点罐头、面包、苹果之类的。罐头是梅林牌的午餐肉、凤尾鱼一类。在一些老式的飞机上，中式炒菜等餐食盛放在一个个铝制的大饭盒里，统一加热后再分给旅客。那种感觉，和普通单位里的大食堂差别不大。为了提升国内航空餐食质量，徐柏龄曾到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过专项考察，也考虑过与境外配餐公司合作。“但合作首先要有钱，要有外汇。而动用外汇，是需要外汇指标的，我们民航那时没有外汇或外汇指标。”徐柏龄说。
当时，美心集团提供的不仅仅是外汇、设备的购买渠道，还有在食品制作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技术。“那个时候，伍家在香港的生意已经很大了，对各方面的行情非常熟悉。而且他们经常到外国旅游和商务考察，考察了国外的好多家公司，最后才决定在哪家买。”徐柏龄坦言，即使当时给中国民航相同的资金去国外买设备，也买不到像北京航食这么好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了解甚少。
时间走过40年，发展至今的北京航食，范围远不止首都机场路上那幢二层小楼。1995年，北京航食在原来的小楼旁边修建了一座3层的配餐楼;20__年，又在顺义区南法信镇建起一座占地面积52791平方米的全新配餐楼。
北京航食创立之初，董事长、总经理由内地人员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由港方人员担任。很多公司事务，实际上都由伍淑清来负责打理。
感动中国事迹学习心得 篇15
《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颁奖盛典》2月17日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