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调查报告范文（通用21篇）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