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查（通用24篇）

农村调查 篇6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城乡差异、农民工问题、农村体制改革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将影响改革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是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于20xx年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力图以此调查摸清实际，为关心新农村建设的各方提供一份研究和决策依据。

　　集体经济告急，近1/3已资不抵债

　　总体上看，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微薄。有将近一半的村庄集体收入还不到5万元，而低于10万元的占到近60%。另外，收入高于50万元的村占22.6%，高于100万元的村占到16%。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平均值为190.8万元，剔除少量超过1亿元收入的特殊样本后，平均水平为9.2万元。

　　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集体经济实力差距明显。西部、中部各有91.4%、75.9%的村庄收入在10万元以下，而东部有近60%村庄集体收入在10万元以上，其中有33%的村庄超过了100万元，而在西部和中部只有3.9%和1.2%的村庄能达到这一水平。

　　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

　　此次调查涉及XX年212.73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从就业结构看，每个村平均拥有劳动力1081人，务农的占52.1%，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占21.06%，外出打工的占26.51%。也就是说，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已转入非农产业。表7可见，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较高。东部地区的农村是劳动力的重要流入地。平均每个村吸收外来劳动力491人，外来劳动力与本村劳动力的比例接近1:3。

　　农民外出打工出现新迹象

　　长期以来，农民外出打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候鸟式”流动，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往来；二是“兼业式”流动，即农村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季节性地外出打工。此次调查表明，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的迹象：一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占到较大比例。调查表明，以常年外出计算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平均为18.1%，其中东部23。55%，中部13.69%，西部13.6%。这表明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业；二是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占到一定比例。从调查结果看，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5.29%，东部4.71%，中部4.99%，西部6.61%(2)。与劳动力转移率的地区性差异截然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举家外出率最低，而西部举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已经有1/3实现了举家外出。这次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就业兼业性减弱；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转移稳定性增强；由城乡间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逐渐增多。

　　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向外转移

　　各村拥有的30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为299人，东部323人，中部260人，西部298人。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构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全部村庄平均为154人，东部182人，中部120人，西部144人，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就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平均为54.12%，比所有劳动力的转移率47.9%略高。

　　在该项调查中，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次村级调查的对象是村干部，可以看出，大部分村庄的于部认为能够转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已经转出，他们大都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我们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考察发现，近1/3的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都在80%以上。而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在80%以上的地区，大部分(57.1%)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3)。

农村调查 篇7

　　内容提要：

　　冷静、客观分析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对策，克服计划经济形成的巨大障碍，推进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摆在每一农村、农业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紧要课题。

　　关键词：

　　农村经济农村教育改革创新

　　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投资。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据8.8亿人，相应的农村教育更应加强。农村教育出现如教育经费不足和学校负债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农村孩子接受教育，而且使农民对新知识的吸收及民主与法治的贯彻实行造成障碍。这不但是问题而且将是农村教育的危机。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

　　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xx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农村教育要彻底摒弃以升学为目的，单纯教人学知识的偏颇做法，从这一认识出发，高度重视学生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同时注重学生精神品质的培养。精神品质是人的精神存在，它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品质三个方面，是人的最根本的素质。教育治贫，首先必须从解决精神贫困入手。要教育和引导学生在认识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矛盾中树立创业理想；在认识人与他人的矛盾中提升道德境界；在认识人与自我的矛盾中确定生命理念。通过社会理想、群体道德、个体生命理念三个层次动机的持久培养，激发并使学生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想农村之所想，急农村之所急，为农村的振兴奋斗终身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同时，要取得国家的政策支持与倾斜，通过有效的方式，办起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高等教育，从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出发，培养和造就一批留得住、用得上，能为家乡脱贫致富尽心竭力的高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