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调研报告（精选31篇）

　　二是规划比较齐全，但具体落实不够。主要原因：一是突出单个农村社区功能而忽视区域及区域间的整合。比如，就单个农村社区的规划来看，有的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甚至是应有尽有，但从整个区域来看，彼此间定位不准确、特色不鲜明、重点不突出，社区间未能形成彼此呼应、相互补位的有效体系。二是少数规划设计缺乏论证，未能充分考虑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方产业承载能力和实际财力，客观上使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具体落实中产生抵触情绪。三是由于农村村庄人口少、分布散，且人口素质与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以中老年居多，这些也增加了规划落实的难度。

　　三是措施相对有力，但顶层设计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意义重大。若干年前，在《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就曾对相关问题有所阐述。就现实而言，一方面，从市级及市级以下层面，各级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措施十分有力，比如在推进城乡保障方面实行同城同待遇、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加速农村土地流转等措施，都有力促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仍是以“地域性”、“行业化”的特征为主，未能实现更大领域和更高层次的衔接。许多工作仍停留在“单兵推进”层面，需要进一步总结探索。

　　四是合力已经形成，但要素保障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有两大经济要素：一是资金;二是土地。从资金方面来看，一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近两年全市投入“农林水”的资金达6.8亿元，但投入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农技推广、农资补贴等刚性需求上，投入农村综合改革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份额较小。二是集体经济较为薄弱。2019年全市144个行政村，无经营收益的有56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下的有53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35个，仅占25%，难以支撑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维护。三是社会自愿投入有限。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资金投入未能实现多元化。从土地方面来看，农村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多、指标少;少数农户小农意识强，农村土地流转发展不平衡，局部地区成片流转难度大，影响人口集聚、资源整合和公共服务的延伸，给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困扰。

　　三、我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突出规划先行，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格局。一是坚持城乡一体、产城联动。以县区规划、产业规划和城市整体规划为依据，做到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四规联动”，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合理性和统筹性。打通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社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和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有效组合和多向流动。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当地的交通条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因素，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与周围的自然山水环境有机融合，又与未来的区域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同时，结合村庄历史沿革、村民居住习惯，合理确定社区建设规模，科学规划空间布局，稳妥有效进行合村并点，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益。三是坚持创新模式、量力而行。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当前绿化提升、“三线三边两小”整治、美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重大项目布点、重点产业发展统筹考虑。同时，针对村庄不同特点，采取针对性办法。比如，对具有较好经济基础和对外交通条件，有一定建设规模和基础设施相对配套，周边用地能满足改扩建需求的村庄，进行重点建设，打造亮点;对规模小、人口少或因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必须整体拆迁的村庄，进行拆迁新建;对配套设施不完善，但需要保留的村庄，进行旧村整治、改造提升;对具有特殊人文景观(古建筑、古民居)和自然景观，需要保护的村庄，进行特色保护。

　　第二，突出政策引领，建立多元扶持保障的新体系。一是用足用活土地政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一方面，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增加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拓展农村用地空间。另一方面，采取土地增减挂钩、相邻滚动、合村并点、集中连片的方式，充分整合原有建设用地、空闲地和废弃地，最大限度挖掘农村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二是整合资金集中投入。一方面，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实行“五个一点”，即：通过市、县、乡各级财政安排一点，积极向上争取一点，整合政府资源筹集一点，共建单位协调帮扶一点，发动社会力量捐助一点，解决项目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比。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率先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真正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医疗、科教文体等方面的权利。

　　第三，突出产业支撑，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一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以铜陵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大科技投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的的创新模式，不断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加快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二是在产业特色上下功夫。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针对目前存在的生姜、凤丹等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种植规模小、集聚效应弱、加工企业少、产业带动力不强、销售平台单一、市场开拓不够等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发展的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品牌效应，努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三是在规模生产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积极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及时兑现奖扶政策，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合作经营能力，引导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第四，突出配套建设，增强农村社区服务的新功能。一是提升农村社区服务供给平台。一方面，注重硬件的提升，搞好社区道路、水电管网、通讯设施及景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标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以完善医疗计生、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为重点，加快提升已建成的集“五室三站两栏一校一场所”配置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使各类公共服务真正“落户”农村、“扎根”农村。二是拓展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网络。按照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村、镇、县(区)一体的社区服务供给网络。借鉴城市社区的经验做法，发展壮大各类农村社区非盈利型社会组织，对市场和政府职能进行补充。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协调社保、卫生、公安、民政、文化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责搞好相应服务的延伸和覆盖，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事务负担。三是创新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或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层次和覆盖范围。比如均衡教育向农村区域的进一步延伸和覆盖。另一方面，探索政府采取委托、补贴、购买等方式，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预见的是，当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之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被打破时，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治，转向平等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农村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必然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这也是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题中之义。

　　第五，突出基层民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由原党总支书记或从合村并点的村(居)党支部中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对社区党员重新组合，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产业和行业支部，探索实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合作组织党支部设置模式。拉长基层党支部服务产业和行业的链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增强群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党组织议事制度、社区协商议事会制度、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各类专项工作制度，探索开展政府性工作、行政性任务由居民自治组织去完成，从制度上保证社区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居民权益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