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培训调研报告（精选24篇）
目前全市通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共有520名，其中男性464名，女性56名。从我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综合素质较好。年龄在50岁以下的有358名，占69%，其中30岁以下的有39名，学历高中以上的有368名，占71%。二是产业覆盖面较宽。从事果蔬种植的100名、粮食192名、畜牧38名、水产养殖136名、花木52名、其他2名，基本覆盖了主导优势产业。三是经营规模较大。果蔬类平均经营面积45亩、粮食类200亩、水产养殖类39亩、花木类68亩，畜（禽）年出栏均在1000头（3000羽）以上。四是经营效益较好。由于新型职业农民懂经营，会管理，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人均年农业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超过当地普通农户年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五是主体法人化程度较高。有不少新型职业农民注册登记了家庭农场，牵头领办或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法人化程度总体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
二、充分认识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新型职业农民是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伴随着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而产生的新型农业从业者。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生产经营能手集中，有利于推进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对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市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总体上已进入总量过剩与结构性、区域性短缺并存的阶段，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低文化、兼业化问题日益严重，“谁来种地”已成为制约我市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测算，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市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数已从130万人减少到53万人左右，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比重已超过40%，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较多。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促进农民从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加快剥离“农民”的身份属性，使培育起来的新型职业农民逐步走上具有相应社会保障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化路子，解决有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农业的问题。如毕业于浙江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的汪琰斌，今年只有23岁，家住海曙区的他毕业后毅然决定从事现代农业，在姜山镇流转了1100亩土地，专门种植水稻，成为了“新农人”的佼佼者。新型职业农民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使农业由保障功能向盈利功能转变，克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弊端，商品化程度高，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农产品。同时，新型职业农民亦比一般的农户更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也更易于监管。
（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构建“五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市农业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向全面实现现代化迈进的阶段，也是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攻坚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市农村将是传统农户、兼业农户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农业企业并存的局面,但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家庭经营的基石、合作组织的骨干、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中坚力量,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细胞和主力军，是构建“五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力量。现代农业已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促进农民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使其逐步走上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经营的现代化路子，加快推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三）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科教兴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载体。
新型职业农民作为规模经营主体，比一般农户更迫切需要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设施，也更有能力接受推广和应用，都会加大物质和科技投入,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成为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的主力军。调查发现，有不少新型职业农民是种养大户、购销大户或农产品经纪人，市场信息灵敏，产销联结紧密，市场竞争力较强，经济效益较好。同时，新型职业农民也具有一定的传承性，能较好的维持和保护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如家住鄞州区五乡镇仁久村的董灵燕，从浙江传媒大学本科毕业后，子承父业，开始从事畜牧养殖，并在畜牧养殖转型升级和电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喂养的虫草鸡，由于融入了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和科技因素，经营效益大大提高，是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方向。
三、存在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
有些地方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农民教育培训的周期长、见效慢，等一等、放一放无所谓，没有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未出台系统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见，对现有政策的整合集成力度不够，很多已有的强农惠农政策未能及时向培养对象倾斜，对潜在的新型职业农民缺乏引导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