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字的社会实践报告（通用29篇）
一、初出茅庐
很早就听说学校要求大二学生在暑假时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但一直不大以为然，直到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才发现自己无从着手，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孩儿，不知道应该先迈哪一只脚，彷徨了好一阵子，也犹豫了好一阵子，仍然毫无头绪。于是，我想起了向老师求助，首先找到宋琳老师，他是社会知名诗人，也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当我断断续续地说明自己的意思时，宋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让我等消息，自此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着宋老师的最终答复，又是一段忐忑不安的时光，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终于，宋老师告诉我，让我去联系《诗刊》杂志的某个编辑，到此时，我才真正看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光明，终于将社会这扇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条缝隙。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一条道路向我敞开。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里看到《新闻与写作》杂志上有一则招收实习生的信息，随手抄下电话号码，便战战兢兢地给对方打了电话，电话通了，让我两天之后去面试。我如期而至，面试并不复杂，我的心里却很紧张，说是面试其实也就是和主编聊天，在聊天中会看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幸而编辑部的人都很随和，面试很顺利。但是在这之前有两段小插曲令我至今记忆深刻，面试的时候，《新闻与写作》编辑部还没有搬到东单的新闻大厦，办公地点仍然在和平西街那个很幽深的巷子里，由于事先没有查清楚行车路线，所以在去的路上不断地给对方打电话询问地址，就这样，原本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地方，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当编辑部主编指出这个问题时，羞的我满脸通红，初入社会便表现出如此的状态，至今想来仍然觉得惭愧;另外一件事情是，由于出门匆忙，竟忘记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等证件，这个疏忽可是致命的，不过幸亏我带着一些盖有学校印章的获奖证书，才不至于不能证明身份。后来主编对我说，对于这件事情，如果他们再严格一点儿的话，那我就不可能留下实习了。这次的面试经历暴露了我的许多缺点，也得到了一些教训，不过对于日后真正找工作来说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我心存感激。
从实习单位回来后，我就去中文系主任办公室找了孟登迎老师，因为编辑部交给我一个采访任务：采访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对于这个采访任务我诚惶诚恐，因为与名人尤其是名嘴面对面交流，对于我来说尚属首次，所以想请孟老师给予指导，和孟老师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他从宏观的文化层面教授我了如何把握住采访重点，一席谈话令我收获甚丰。
《新闻与写作》是隶属于京报集团的党办新闻理论杂志，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正是这样一份杂志却能给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采访央视名嘴的机会，一开始我是很惊讶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们这些实习生，因为在这之前，其他实习生先后采访过白岩松和撒贝宁。但是后来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该编辑部实行激励实习生的机制，他们信任大学生的能力，敢于放手把一些重要任务交给学生去做;对于我的话，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校院报做记者和编辑、在中文系葵社主办《新声》社刊的经历以及一些校内文学比赛的获奖证书起了作用。
就这样，在两周之前还一筹莫展的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三个实习机会，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现在我又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就社会知名度和刊物发行量来说，《诗刊》和《青年文摘》远远高于《新闻与写作》，而且我是学中文的，平时也喜欢阅读和创作一些诗歌，所以无论选择《诗刊》还是《青年文摘》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最终却忍痛割爱，选择了《新闻与写作》，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有原因的：第一，这个单位完全是我自己联系的，自己种的果子吃起来永远都是最甜的，因为这个过程凝结了自己的辛苦和付出，所以不忍将其舍弃;第二，《新闻与写作》编辑部的老师对我非常信任，能给我提供非常大的发挥空间，而这一点在其他单位是很难遇到的;第三，我想社会实践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接触社会、深入社会，而做新闻无疑是最便捷、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我最初也就是抱着能够接触社会的想法去进行社会实践的;第四，虽然我是学中文的，但是在院报的工作经历使我对新闻产生了感情和兴趣。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我选择《新闻与写作》。
二、良师益友
在《新闻与写作》实习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帮着编辑部搬家和校对稿件之外，我一共做过两次采访，采访对象分别是漫画家方成和北京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徐滔。而我认为最大的收获还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编辑部几位老师的谆谆教导，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学到的东西，也真正明白了实践的意义。
《新闻与写作》有一个固定的采访栏目叫“名人谈充电”，采访对象都是国内著名的新闻人，以对话形式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的充电情况。一开始分派给我的采访王志的任务就属于这个栏目，但由于期间遇到了一些阻碍，所以采访未能进行，我重新领到的任务是采访北京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徐滔，主题仍然是谈充电，由我和另外一位实习生负责，带我们的老师是编辑王卫国老师。
对于这次采访，可谈的事情实在太多，我所得到的收获也很多，其中主要是从王卫国老师身上学到的谈话和采访的技巧，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对我一生都受用不尽。王老师大约五十多岁，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师从谢冕和严家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到《北京日报》工作，现任《新闻与写作》编辑，是该杂志水平最高的编辑之一。
为了做好这次采访，我和搭档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网上搜集到了几乎所有关于徐滔的资料以及其他媒体采访她的稿件，通过准备我们掌握了有关徐滔的基本情况。北京电视台有一个王牌节目叫《法治进行时》，这个节目通过录播破案现场深受北京老百姓欢迎，收视率非常高，徐滔就是这个节目的创办人兼主持。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件事情：XX年某夜，北京西站发生歹徒劫持人质事件，公安人员将其团团包围，为了保护人质安全，局面一直僵持，后来犯罪分子提出要见媒体，于是公安人员找到了徐滔，结果徐滔凭借出色的口才对歹徒展开了心理征服战，经过九个小时的鏖战，她终于凭三寸不烂之舌配合公安人员将人质解救，将犯罪分子制服。节目播出后徐滔一举成名，并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开始列采访提纲。
采访的成功当然要归功于王老师的指导，他经常对我们说，他作采访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四个字“六经注我”，就是说在采访前对某一个问题首先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采访过程中只是引导着被采访者来注释自己已有的观点。我明白要做到这点需要具有准确而独到的洞察力，要有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王老师无疑具有这样的能力，这是最令我佩服的地方，也是要从他身上学习的最大的无形财产。王老师曾经给我们介绍说，央视许多大牌记者，诸如白岩松、王小丫、撒贝宁、王志等都和他 “认识”，可是他们却从来没见过面，所有的交流都是在电话里进行的。在和这些人第一次通电话时，王老师往往能一语道破出他们主持节目的最大特点和不足，这往往会使他们有如遇知己之感，因此对王老师约的采访、派的记者很少拒绝，这也是我们这些实习生能采访到这些大牌记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采访结束，回来就要整理采访录音，整理过录音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耗时耗力，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一万五千字的内容，至少要在电脑前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如果说这项工作是体力劳动的话，那么接下来整理初稿的工作就是要考验脑力的时候了，一万五千字的内容经过选择、提炼，要整理出三千五百字的初稿，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逻辑清晰，语言简明，这对于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取问题能力、总结归纳能力还有语言文字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逼着你做出尽善尽美的文章。经过这样一通程序下来后，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会倍感亲切，而当看到自己付出的劳动终于变成铅字时候，兴奋地看了又看。
编辑部还有一位负责采写工作的编辑叫刘建新，她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编辑了，在实习期间我也有幸跟着她参与采访了著名漫画家方成。按王老师的说法，刘建新老师的采访方式也可以用四个概括，叫做“我注六经”，她为人和蔼、循循善诱，往往第一个问题就能给人以亲切感，拉近与被采访者的距离，然后不断通过自己的提问，使被采访者说出更多想说的话，这在采访方成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和王老师的“六经注我”一样，这是两种不同的采访方式。而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接触并学习到这两种风格迥异，但效果相同的采访方式，着实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