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关于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精选31篇）
4、打基础，加大县域工业园区建设力度。以工业园区建设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中小企业促进局关于建设县域工业园区的政策和安排部署，按照打基础、扩规模、育企业、上水平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做好园区建设相关工作，打造出设施完善、产业突出、企业成长快、示范作用强的县域工业园区。
5、扩总量，放手发展、催生中小企业。加强中小企业的孵化器建设（创业基地、工业园区）和鼓励全民创业，持续扩张非公经济及工业经济总量。
6、上水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坚持正确的产业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各行各业快速、健康发展；二是实施培养发展人才计划，开展各种层次的培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团队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三是积极开展科技创新，走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子，提升企业（产品）科技创新能力（注重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工业产值科技创新贡献率。
7、增效益，节能减排取得更大成效。抓好县政府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广泛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务求取得较大成效。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建材（节煤）、生化（节水、排污），装备制造（节电）三个产业上，努力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4.2%，排污企业达标排放率100%的目标任务。
8、强服务，搭建政府保障平台。全力打造政策法规、产业引导、全民创业、生产经营、资金扶持、企业融资、信息报务、维权保障等8个涉及工业企业健康、协调发展方面的服务平台，搞好非公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推动非公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2024关于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 篇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在80年代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进入90年代年增长率达10%以上；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市场繁荣、购买力旺盛便是明证。但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工业却出现了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现象，企业亏损面达1/3左右，每年对亏损企业的补贴高达500亿元以上。何以会出现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与国有工业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反差现象呢?研究其中的规律将有助于改革的深化。
其实，这种反差现象的产生，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其必然性。准确地说，国有工业的效益并不是下降，而是发生了转移，不然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业效益的转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向个人分配三个方面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可能要持续到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稳定。
首先是效益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转移，包括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一趋势在80年代后期变得更为明显了。以上海为例，国有工业可比产品在80年代末因原料材料价格上涨多支出约80多亿元，而产品调价增加的收入约70多亿，即有10亿多元利润（约占总利润10.4%）转移出去了。此外，连同能源交通提价、征收能源交通基金、基础设施使用收费等，估计国有工业15～20%的利润转移到原材料和基础产业部门。这一转移的结果促进了原材料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较快发展。
其次是向第三产业转移，尤其是转向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和中介服务部门。仍以上海国有工业为例，80年代中期每年支付银行的利息不足1亿元，到90年代则达20亿元以上。此外，广告宣传、土地有偿使用、房地产增值提价、教育附加费提高、对文化事业的资助等等都使企业效益转向第三产业，估计这部分转移占利润总额30%以上。这一转移的结果显然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去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达38%，而十年前为25%左右。
第三是向个人分配转移。由于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改革以来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资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此外，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局部实行了工效挂钩，如经营者按承包利润提成，推销员按销售额提成，设计员按设计费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个人倾斜。效益向个人分配转移的结果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导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并使产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如民营经济、股份制的发展等。
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经济效益较高的原因恰恰与当前发生的转移相反，那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业领域：原材料、农产品、能源交通的价格都压得很低；基础设施、土地、资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费；职工的工资也很低；从而保证国有工业有较高效益，使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经过30年后，基础产业的瓶颈、第三产业的衰退、消费结构单一、消费水平不高日益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要调整经济结构时，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就必然会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利益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说，上述国有工业效益的转移是我国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
然而问题在于我国原来建立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小社会，它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负担，职工对企业的依附性较强，无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依赖于某个具体企业。在各方效益向国有工业集中时，企业能够承担，甚至引以为优越性。但当效益向其他方面转移时，企业并未能将其过渡的社会责任和负担转给社会。因此越是老企业困难也就越大。此外，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干预过多，产权也不明确，企业对消化效益转移的积极性也不高。这种状况显然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转移企业经营机制带来了困难。
为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一是要从宏观调控上把握工业效益转移的度的界限，有效制止政府部门和社会对企业的摊派；二是加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包括建立医疗、待业、养老保险制度和推进住房商品化的改革等；三是要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到降低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组织社会服务上，不再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让企业轻装上阵，自主经营，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024关于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 篇19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氛围，对于实现我区“由人口小区向经济强区跨越”的战略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全区上下以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实现了全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根据要求，我区组织专题调研组对我区经济发展环境的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我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做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对策建议报告如下。
一、我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做法
（一）加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我区不断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狠抓机关作风建设，努力塑造“廉洁、高效、公正、务实”的机关形象。
一是健全党内监督，打造一支廉洁勤政的干部队伍。我区主要是通过建立健全述职述廉、民主评廉、民主生活会等制度，以及加强中心组理论学习、常委会开展理论研讨等形式，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增强领导干部开展监督和接受监督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使领导干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尤其是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要求“一把手”要主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经常同大家谈心，过好双重组织生活，虚心听取班子成员和下级的批评建议，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在开展领导干部廉政述职工作中，特别注重党政“一把手”的廉政述职，并以廉政述职为载体，把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和领导干部的自我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化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同时，不断拓宽权力监督制约的领域和范围，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真正做到干部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不留监督“空白地带”。今年区委以台发[20__]24号印发了《关于在全区党政机关建立和完善决策目标体系的意见》、《关于在全区党政机关建立和完善执行责任体系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经常性考察工作的意见》，建立和完善了决策目标、执行责任、考核监督“三个体系”，进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的决策水平，改进了干部作风，推动了工作落实。
二是推进效能监察，打造高效务实型政府。为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我区把开展机关效能监察与优化发展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关注的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机关作风问题。制定并印发了《台儿庄区改进机关作风和提高工作效能的暂行办法》、《关于对全区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效能告诫的规定（试行）》和《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在全区各级各部门普遍推行了首问责任制、服务制、挂牌持证上岗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效能考评和失职追究等制度。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批共精简行政审批151项，占总审批事项的55.3%。制定了扎口收费、进企业检查报批等11项制度，有效规范了检查、收费行为，遏制了“三乱”等现象的发生。围绕区委工作中心开展效能监督，把效能监察的重点放在对贯彻执行上级重大方针、政策、决定、命令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上，对区里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的落实进行跟踪问效和责任追究。建立健全了投诉查处机制。将区经济环境投诉中心与区机关效能投诉中心合署，依托区纪委、监察局，公开举报投诉电话，采取集中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明查暗访，受理并查处干扰、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投诉事项。对投诉的案件，做到有诉必查、查必有果，真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以案件查办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投诉中心建立以来，共受理、处结各类投诉300余起，全部限期查结。今年8月27日，我区组织经济环境机关效能投诉中心等18个职能部门，在政府门前广场开展了“阳光投诉”活动。整个活动共受理投诉60件，现场解答有关咨询229件，解决问题30件，发放宣传资料10000余份。60件投诉全部限期予以解决。
